中國沒有掌握二○○八年次貸危機進行體質轉變，而是走向綜合債務舒緩驅動發展模式。看似超趕，實則膨風了經濟成長。

歐陽娜娜在央視獻唱〈我的祖國〉，引起台灣社會一片譁然。曾經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打出「保衛中華民國」口號的趙少康則變得十分「務實」地說：「你有本事，你台灣市場很大，人家就給你表態。」這些過去「呼群保義」的中華民國戰士，現在則「呼群套利」，幫忙把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成長吹捧得像無敵浩克。

其實他們如果多念點書，還可以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Robert Fogel）二○一○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估算，認為中國經濟將在四○年達到一二三○兆美元，占全球四成，超過歐盟兩倍，也超過日本與印度的總和，人均ＧＤＰ將達到八萬五千美元。按照這個估算，趙少康們應該跟習大大獻策，其實毋須文攻武嚇，只要安坐廟堂之上，建國百年之前，台灣人自然叩首要飯，全球霸權也早晚成為中南海的囊中之物。

次貸危機後未廣積糧卻大舉債

次貸金融危機是一個全球資本主義改變的關鍵。當核心國家的資本積累出了大問題，中國的機會是通過龐大的外匯儲備搶占金融與生產的統治高地，同時縮小貧富差距以便擴大內需市場。

內需市場的規模夠大就可以把中國對債務舒緩收費國際市場的依賴逆轉為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同時提升人民幣為國際貿易清算工具，也讓中國的消費力量成為技術與品牌的標準制定者。因此中國稱霸的合理性戰略是在一個世代內，與核心國家繼續進行合作與競爭關係，同時將持續擴大的經濟成果更大程度地分散給社會大眾，以培養中國的消費力，也就是「廣積糧，深挖洞，緩稱王」。

但中國並沒有走上這條道路，而是採取跟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一樣的做法，以國有銀行不斷融資央企，一方面用基礎建設創造ＧＤＰ維持就業與吸引外資，另一方面用國企在世界市場上「持劍經商」。從○八年四兆（也就是當年ＧＤＰ的一三％）救市後，中國的債務就以每年二○％的速度在累積，遠超過其ＧＤＰ成長速度。中國自此就進入一種債務驅動發展（debt-driven development）模式。

按照中國官方數字，中國的外債負債率（外債占ＧＤＰ比例）在一四年之前都在八％到一三％之間波動，一四年突然遽升到一八．八五％。對此，官方並沒有說明原因，但基本上都在國際警戒線二○％以下，因此官方說法就是「可防可控」。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估計，中國負債總額在一六年已達到其整體ＧＤＰ的三一七％，相當於日本一九九○年代初期金融危機的水準，而遠高於美國次貸危機時的一七○％。

用送中條例堵住三兆儲備流失

在四兆人民幣救市行動中，地方政府負責八成的籌措責任，因此地方政府透過各式融資平台舉債「建設」，也順便幫自己發大財。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估算，從二○○六年至一六年，中國影子銀行部門的規模從八百億美元飆升至三．八兆美元；標準普爾則估計整體地方隱藏性債務高達四十二兆美元；國際清算銀行認為，中國私營非金融企業必須將利潤的二○％用於償還利息，遠高於美國與日本的一四％。

這個債務不斷加速惡化的過程中，有辦法的企業開始將資金轉移到外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一四年從三兆八千多億美元的高峰一路急降到一八年的三兆。相對的，外債餘額卻從○八年的三千多億美元急遽上升到目前的兩兆。由於三兆儲備中有一兆是國外直接投資，在美中貿易戰時有可能大量撤出。三兆儲備成了一個重要的關卡。一七年肖建華這個擁有三兆人民幣的頂尖富豪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套上頭套、綁上輪椅，至今下落不明，一般相信就是因為他是資金流出中國的重要管道，也是習近平堅持要用送中條例來收管香港的理由。

除了美中貿易戰，疫情造成經濟成長趨緩更直接損害政府稅收與企業的償債能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最近網路流傳的《恒大集團關於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項目的情況報告》才造成瘋傳的效果。

恒大集團做為中國第一大地產商，累積債務達八三五五億元人民幣。恒大「懇請」廣東政府支持該公司進行資產重組，否則將導致現金流斷裂。

債務趨動導致恒大危機

恒大表示，如果他們無法償債，第一，所有貸款給恒大的國內外銀行與信託債券公司都將一起交叉違約；第二，所有跟恒大合作的八四四一家上下游廠商都將面臨破產危機；第三，影響就業人數達三三一萬人，有二○四套商品房會變成工程爛尾。最後的結論是，它將引發大規模群體性維權。

對於這份文件，恒大集團表示純屬謠言與誹謗。但耐人尋味的是，恒大對其中的各式負債與損害數字卻從未提出反駁。債務驅動發展模式讓房地產不能倒，這卻加重槓桿炒房的風險，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已經達到六十五兆美元，超過美國、歐盟與日本的總和，這個泡沫終究要破的。